【主讲人】陈妨妨，神经与精神科，28岁，护师。

【题目】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兴起

【讲稿内容】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开始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主要原因。瞿秋白曾说：“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

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时，他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有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人们一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观点在各种刊物上纷然杂陈。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的作用，1919年5月，《新青年》出了一期他主编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他在这个专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和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段的、不确切的表达不同，在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中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并且得到了比较确切的阐明。

几位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如留日归来的杨匏安，于1919年11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相当系统的介绍。留日学生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在国内出版，并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在国内发表。

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本来是由许多有着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参加的。当集中批判孔学、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表现的不很明显。可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一向醉心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原本是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这时竟“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1919年7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认为主张“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他后来说这样做“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就是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走革命的道路。

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相不驳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从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行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李大钊就初步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他还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解决了的希望”。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在当时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在各地方出版的刊物上，有不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

苏维埃俄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在1920年3、4月间冲破反动派的新闻封锁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出来。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得知宣言的内容后，“无任欢喜”。《新青年》刊登了中国舆论界的反映，指出宣言体现了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该由此前进一步，“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老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宣言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新的有力的推动。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来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讲稿来源：《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