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喻岚，今年89岁了，14岁时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想以前的战争年代，每年的7月1日，我们都会唱歌庆祝党的生日。正是靠着无数共产党人的无畏牺牲、前仆后继，我们国家才有了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每当想起那些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生命的同志，我都忍不住要流下眼泪。

我是河北省陵县人，1932年出生。我的父亲是一名地下交通员，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传递信息。那时候，我母亲会把信揉搓得很软，缝在棉袄的领子里或放在鞋底里，顺利完成了多次送信任务。但时间长了，被村里人知道了，有人泄了密。我们一家没办法继续住在村里，父亲就推着小车带我们远走他乡。

那时生活很艰苦，没什么生计，有时只能靠讨饭过活。后来，我们到了山东省济阳的一个联络站，那里离后方的医院很近。父亲看到很多小孩都在那儿工作，就跟我说，“你也去吧”。自此，我就算正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那年我12岁。从那时起，我先后在山东渤海军区、东北军区十六陆军医院工作。

一开始，我跟着别人出诊，也是在那时学会了看体温计、扎绷带等基础医疗技能。后来，我也在手术室和药房工作过，因为麻醉师很少，我还做过麻醉师。

当时，医疗条件差的超乎现在人的想象，尤其药品非常短缺。没有生理盐水，为了给伤员输液，需要先把水烧开，然后把盐冲在里面，晾凉了之后直接输入到静脉里。

很多时候，处理伤口也没有什么消毒的好办法，只能用盐水冲洗。因为条件太艰苦了，很多伤员都不可避免的感染了，有时还能看到蛆虫从伤口里爬出来。

那时的我年纪小，看到伤情严重的伤员也会害怕。有一次，一个伤员的头被打破了，满脸都是血，他想抽支烟让我帮他点。我看到他血肉模糊的样子有点害怕，就把秸秆烧红了，离远远地给他点。他不忘开玩笑地说，“你这是点烟还是放炮呢?”

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心中有信仰，再苦再难也不觉得。入党时，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永远跟党走。有一首献给党的歌，每年党的生日我们都要唱。现在我依然记得：“七月一、七月一，全国人民心欢喜，打起锣鼓开大会，庆祝共产党过生日、过生日。你悬旗、我敬礼，咱们要准备献好东西。什么东西最宝贵，心向共产党心到底、心到底。”

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所做出的牺牲难以想象，为革命献身的无名英雄太多了。每当想起牺牲的同志们，我就忍不住要流泪。

那时，没有严格意义的后方和前方的区分，鬼子到了哪儿，哪儿就是前方。所以，我们医务人员也跟着部队跑。转移的过程中，有的同志就跑散了，有时眼睁睁地看着一些同志为我们引开鬼子而被枪杀，至今想起仍百感交集。

有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姑娘叫邵英(音)，1944年的时候调去东北做妇女工作，后来在去天津的途中被捕了。据说是被鬼子害死了。那时我伤心极了，宛若失去了一个亲姐妹，至今我都非常想念她。

还有一次，我们被鬼子包围了，躲在老百姓的队伍里准备出逃。我记得医院有一个协和来的王姓护士，比我年长几岁。那时候我很小，非常害怕就不停地喊她的名字。她从前面跑回来一把把我的嘴捂住，严厉地告诉我，“不许喊，还要不要命了!”后来，县大队赶来，掩护我们到了安全的地方。一路上，王护士都紧紧地抱着我，真切地感觉到同志的感情比亲人还要亲。

1964年以后，我就到北京铁路总医院工作了。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无法想象那段岁月的艰苦，能活下来就是幸运的。我感觉自己像是为了很多人在活着，为邵英（音）们在活。那些牺牲的同志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希望年轻人能学史爱党，不要忘记那些牺牲的英雄们。不忘过去，国家才有未来。